《中國統(tǒng)計年鑒2021》顯示，2020年全國人口出生率為8.52‰，首次跌破10‰，而與低生育率相對應的是低生育欲望的社會環(huán)境。在熟知的“醫(yī)療、教育、買房”三大壓力之外，生育問題同樣困擾著當今女性在職場與家庭的生存狀況。從引發(fā)熱議的“95后HR提出謹防未婚未育女性騙產假”，到由“男主外，女主內”傳統(tǒng)認知引發(fā)的“喪偶式育兒”討論，懷孕女性所遭受的“母職懲罰”和家庭生育責任的分擔不均，引發(fā)了“打工人”群體對生育問題的負面思想趨勢。

為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，生育產假是我國統(tǒng)一實施的“全面二孩”的配套制度。而近期兩會中蔣勝男、馮丹龍等代表提出的“延長女性產假”與“適當延長男性育兒假，拉近男女產假天數(shù)差異”，即是在通過“男女同休”推動男女兩性在有償工作中的機會平等，和無償家務勞動中的責任分擔，引導女性回歸生育自由與平等的職場環(huán)境。同時呼吁男性以“父親”形象參與育兒活動，抑制不平等的性別關系在家庭中的強化和再生產，最終提振生育率。

筆者認為，將男女同休產假作為解決生育問題對職場與家庭雙重影響的措施，的確有利于緩解因男女雙方產假時間差異而對女性造成的“母職懲罰”。但問題的本質——產假帶來的用工成本并沒有得到解決。如果男女雙方可同時享受長達數(shù)月甚至更長時間的帶薪產假，將為企業(yè)新增一筆額外的用工成本，因此會導致包括男性在內的“已婚未育”或有二孩三孩生育意愿的勞動者群體，在職場上遭受針對或遇冷。其次，延長男性陪產假并非讓“父親”回歸育兒活動的關鍵，倡導性別中立的家庭觀念才是合理分配育兒責任的前提。

要有效消除因休產假而帶來的社會問題，產假制度并非核心，關鍵是加速“生育友好型社會”的構建，更加合理地化解、分擔因休產假等增加的諸多成本。

在人口老齡化和少子女化的背景下，生育不僅僅是個人和家庭的事，“生育成本社會化”已經成為許多國家的主流政策。女性因生育所遭受的職場歧視多源于帶薪產假產生的用工成本，因此政府可以通過補貼企業(yè)，來彌補女性職員因生育帶來的額外成本，從根本上化解“母職懲罰”。其次，還需強調性別中立的家庭觀念，強調兩性在家庭責任方面的平等，呼吁“父親”形象回歸育兒活動，以消弭“喪偶式育兒”的現(xiàn)象，構建對生育友好的社會文化環(huán)境。

另一方面，“生育友好型社會”應為育兒家庭提供多方面的幫助，分擔因育兒而增加的開銷。年輕一代“恐婚恐育”多源于生育成本的重負，因此政府可以執(zhí)行向育兒家庭傾斜的、以兒童優(yōu)先為原則的公共資源分配政策。有關方面可以從住房、交通等公共領域著手，賦予育兒家庭以更高的權重申請經濟適用房、公租房或購房公積金貸款，或是參考日韓等國，實施涵蓋生產前后醫(yī)療費用的生育保險計劃，減輕育兒家庭在各方面的開銷。

生育意愿低迷的當下，我們不應局限于產假制度上大做文章。加速“生育友好型社會”的構建，促進年輕一代對穩(wěn)固家庭關系的向往，才是提振生育率、緩解生育焦慮的應有之義。

關鍵詞： 男女同休產假 延長生育產假 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 提振生育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