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月11日，戴維·卡德與另兩位學者榮獲202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，以表彰“他對勞動經濟學的實證研究性的貢獻”。他利用自然實驗分析了最低工資、移民和教育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。

最低工資一直是全球人民關心的問題。傳統(tǒng)理論遵循經濟主義，警告大家無論是在完全競爭市場還是買方壟斷市場中，最低工資有可能會加劇失業(yè)，對于低收入群體尤其不利。最低工資設定了市場中勞動力的價格下限，導致了市場供需關系扭曲。

“好心辦壞事的典型案例，實際效果與期待背道而馳。”在《資本主義與自由》中，弗里德曼曾這樣描述最低工資。長期以來，強調自由市場優(yōu)越性、反對政府干預市場運作的經濟學派堅持認為最低工資法規(guī)有傷害就業(yè)的負作用。

經濟學家克儒格和卡德則打破了傳統(tǒng)。他們通過“自然實驗”，發(fā)現最低工資提高并沒有對就業(yè)產生負面影響，這改變了經濟學科和公共政策在最低工資領域的成見。如今，面對不平等加劇的經濟環(huán)境，最低工資成了各國政策制定者以及學者辯論的熱門議題。

在之前競選總統(tǒng)的辯論中，特朗普和拜登在最低工資的問題上分歧很大。特朗普辯稱，最低工資應該留給各州決定，而拜登支持最低工資由現在的每小時7.25美元提高到15美元。

兩黨在最低工資上引發(fā)的分歧，不僅是圍繞宏觀層面失業(yè)問題的爭吵，也是聚焦微觀層面的企業(yè)壓力測試，更是一場關于勞工福利與政府角色的命題作文。

和美國一樣，以最低工資為制度為代表，很多國家在制定公眾政策時，一直進行著一場關于市場與福利國家角色的漫長辯論。這事關普通民眾基本的經濟保障、抵御不確定性風險的能力，簡而言之是他們能否過上穩(wěn)定而體面的生活。

眼下，如何應對疫情給全球就業(yè)市場帶來的沖擊，比提高最低工資來得更棘手。無論是亞馬遜這樣的電商巨頭，還是星巴克這樣的零售企業(yè)，大手筆提高時薪的搶人大戰(zhàn)正不斷蔓延。

然而，裁員后遺癥的影響、失業(yè)福利的滲透、潛在健康風險的考量，都讓提高最低時薪的誘惑力大打折扣。工人長期短缺加劇了企業(yè)上下游產業(yè)鏈的壓力，企業(yè)用人心切，勞動者猶豫不決，提高了的最低時薪，似乎陷入了新的經濟主義困境。

如同卡德所提出的很多論斷與經典研究模型有悖，經濟學家的理論總要碰撞具體而復雜的現實。無論得獎者是誰，有些話題總會歷久彌新。學者們還會就觀念原則爭辯不休，就像面對全球就業(yè)市場的困境，還要尋求具體問題的處置方案。

關鍵詞： 全球就業(yè)市場 低收入群體 勞動力 經濟主義